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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泊所遗址——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西南缩影

发布时间:2023-01-18文章出处:“文博中国”公众号作者:云南省考古研究所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高原地区,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而滇中湖区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人类的稳定聚居;至青铜时代发展出高度文明的“石寨山文化”;汉武帝时期,这里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在此过程中各民族不断融合,使得这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沿地带。

  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滇池东南岸的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遗址总面积达12平方千米,核心区面积3平方千米。2008年至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对滇池东南岸地区进行了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明确其年代归属为青铜时代,并确认了河泊所遗址作为石寨山文化核心居址的重要性。2014年开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遗址片区集中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和勘探工作。为配合勘探,相关的发掘工作随之开展。截至目前,河泊所遗址片区共进行了10个地点的正式发掘,发掘面积累计约7000平方米。

  河泊所遗址发现的早于滇文化、滇文化时期及西汉时期的大批重要遗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西南缩影,为推进区域文化研究及遗址保护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4-2022年发掘地点

  “河泊所遗址是云南高原已经发现的规模最大、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丰富的从史前时代至秦汉时代的遗址,考古工作已经揭示该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首先,河泊所遗址堆积丰厚,延续时间很长,主要遗存可以划分为连续的三个大的时期,其时代从商代直至汉代,这为建立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编年标尺奠定了基础。其次,河泊所遗址范围广大,考古揭示的遗迹和遗物极为重要,新出‘滇国相印’等封泥和公署文件的简牍,与早先出土的‘滇王之印’相互印证,证实了这里是战国至汉代滇国的国都所在,这为研究云南考古和云南地方史提供了可靠地理坐标和重要的历史信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孙华表示。

  新发现 实证西汉政府对云南地区的统治

  2022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发布称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考古新发现为寻找西汉郡治提供了重要线索。此次新发现主要为2021年至2022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上蒜一小附近布方发掘所获得的资料。

2021-2022年发掘布方示意图

  2021年在上蒜一小北侧布设10×10米探方23个进行发掘,在发掘区北部的河道发现封泥;2022年接着在东北部布设3个10×5米及1个10×10米的探方进行发掘,并对上蒜一小内食堂改建空出的空地进行发掘。两个年度发掘地点的文化层堆积厚度1.9~4.1米,文化层之上覆盖着厚度1.5米左右的晚期洪积层。包含西汉至明清时期的堆积,发现不同时期的灰坑、房址、墓葬、水井、灰烬、道路、河道、田埂、田块等遗迹600余个。

  明清时期的遗存较少,仅发现一些田块、田埂及灰坑。汉代堆积最厚,遗存也较为丰富。遗迹有灰坑、沟、建筑基址、水井、墓葬、道路、河道等。汉代的堆积中出土大量的陶片、瓦当、砖块、红烧土块及动物骨骼等。包括铜器、铁器、骨器、玉器、石器、穿孔蚌器及贝币等在内的小件遗物共计2000余件。其中,铜钱的钱文有“五铢”“大泉五十”等,表明堆积的年代属西汉至东汉时期。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部分小件器物

(骨雕饰品、铜镜残片、五铢钱、煤精饰品、铜簪、玉珏残片)

  此次发掘的主要发现是封泥、简牍、道路及疑似建筑的遗迹及相关遗存。

  封泥

  发掘中共发现837枚,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包括“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涵盖了益州郡24县当中的20个地名。其次为私印封泥,如“宋虞之印”“君冯私印”“王福信印”等,这些封泥与官印封泥同出,表明这些私印的主人身份较为特殊,可能是当时的各级官员姓名。另有少量道教封泥及无字封泥。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部分封泥

  封泥大部分发现于上蒜一小北侧发掘区北部河道的废弃填土堆积当中。河道废弃堆积中夹杂灰烬堆,封泥便集中出土于其中。灰烬堆为炭层及红烧土层交错分布的原生堆积,推测为文书、封泥集中销毁的场所。

上蒜一小北侧发掘区河道范围航拍图

  简牍

  简牍集中出土于上蒜一小内布设的探方(TN60E89)。探方东北角有一灰坑(编号H18),灰坑初步分5层,从第一层开始就出土简牍。目前灰坑仅揭露了四分之一,其余分布叠压于探方的北壁和东壁之下。灰坑内还出土了大量的陶片、骨骼、木屑等。

  目前已清理的部分发现带字木牍残片约1066枚,不带字8812枚。另出土有封泥匣和疑似蘸水笔等遗物。目前已辨认出的文字包括“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是反映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的文书。

  此外,上蒜一小北部发掘区河道内部分遗迹和地层堆积中也发现了零星的木牍残片,其中带字木牍共179枚,不带字613枚。该区域出土简牍的部分堆积尚未完全清理。

  从2022年8月份简牍出土之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时间与荆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取得联系,并就简牍的清理、保护达成合作。目前所清理出来的简牍也得到了妥善保管,为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上蒜一小出土简牍

  疑似建筑遗迹及相关建筑遗存

  在发掘区南北两侧各发现了一处方形的建筑基槽。以南侧的基槽为例,东西长约30米,发掘部分南北宽约15米,已揭露区域面积约450平方米。该建筑基址的基槽底部有顺着沟底延伸的红烧土烧结面,不似二次堆积,推测可能是人为烧制,起到加固地基的作用。此外,在建筑基址的南面有集中分布的瓦砾及砖块,可能是房屋坍塌之后的遗留。北面有一层碎螺壳堆积,厚约3厘米,厚度均匀,表面干净平坦,应是人为铺垫形成的一个活动面。因两者分布范围较一致,推测活动面可能为建筑的附属设施。

  发掘区的北面也有一条带转角的基槽,其周围也有集中分布的条带状瓦砾堆积,但是由于发掘面积有限,仅揭露了少部分,具体形制不明。

发掘区南部揭露的疑似的大型建筑基址

  除了上述两处疑似的建筑遗迹之外,该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瓦砾、砖块、瓦当等。其中,瓦砾包括筒瓦和板瓦,可占到遗址总出土陶片总量的80%以上。瓦片正面均为绳纹,背面有绳纹或布纹,从部分完整者来看,无论是筒瓦还是板瓦的尺寸均较大,最大者长度可达50厘米,重可达4公斤。由此推测,相对应的建筑体量应该很大。

  另外出土较多瓦当及砖。瓦当均为圆形,带边廓,当面饰云纹或文字,部分当面有涂朱现象。其中一件为“乐”字瓦当,残存约1/4当面,上书“乐”字,可能是“长乐未央”瓦当。砖多呈长方形及正方形,正面或侧面饰菱格纹或文字。

河泊所遗址出土汉砖

河泊所遗址出土瓦当

  道路

  道路位于小学北侧发掘区的中部,呈东西走向,路面由大小不等的绳纹瓦片、碎螺壳及小石子铺设而成。路面总体宽约12米,南北两侧均被晚期的沟打破,残存的中间主体部分宽4~5米。主体部分分层明显,为多次铺垫形成。道路尚未全部发掘,仅揭露出路面,路面出土有铜拴、泡钉、盖弓帽、铜箭镞等车马器及兵器。

道路航拍图

  云南边疆地区是我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区域,但关于早期阶段的历史,文献记载并不多。仅有《史记·西南夷列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以及《华阳国志》等少量文献的记载。记载中关于“赐滇王王印”“设置益州郡”等重要历史史实的记载只有只字片语。而对于这些历史史实之后,西汉政府是如何对该区域经营管理几乎未曾涉及。河泊所简牍和封泥等文书资料的发现,对认识西汉政府对边疆云南地区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12月2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2022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河泊所遗址位列第四,报道中称河泊所遗址体现了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数次发掘 使遗址性质进一步明晰

  河泊所遗址从2014年开始系统的勘探及发掘,数次发掘奠定了重要基础,使我们对河泊所遗址的年代、布局、文化堆积性质的认识进一步明晰。

  2014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

  (河泊所村东南地点)

  2014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美国芝加哥大学在河泊所村东南约200米的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0平方米,后因出水和探方坍塌,仅发掘了25平方米。发掘确认了河泊所遗址的部分堆积情况,并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明确了河泊所遗址的年代序列是从商周时期一直延续到汉代,晚期甚至包含了明清时期的堆积。

  2015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

  (金砂山墓地)

  2015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砂山墓地进行了发掘,发掘区域位于金砂山山顶,同时还清理了金砂山南坡的一座被盗掘的砖室墓。此次发掘申报面积500平方米,实际发掘面积492平方米。发掘出青铜时代早期的土坑竖穴墓38座,并初步判断这批墓葬和传统上所认识的滇文化墓葬存在差异,可能是一批新的遗存,属于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砖室墓的年代从结构和出土器物推断,年代为东汉早中期。

  2016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

  (上西河村东地点)

  2016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距离河泊所核心区1.2公里的上西河村东晒场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了河道2处、灰坑51个、道路1条、墓葬4座、房址3座、沟19条。出土了陶纺轮、弹丸、铜镞、骨簪、石刀、石斧等器物,另外还出土了大量的砖、瓦等汉式器物。初步判断该区域为以汉文化遗存为主要堆积的区域。

  2016~2017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

  (西王庙地点)

  2016年至2017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村东南、下西河村西的西王庙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发掘出从青铜时代早期至汉代的房屋40座、灰坑470个、沟62条、墓葬3座,水井14座。其中,房屋基址属于青铜时代至滇文化时期,水井和墓葬主要属于汉代,其他遗迹各时期均有分布。出土铜斧、铜箭镞等铜器,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骨器等。通过系统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确定该遗址早期堆积的年代为公元前1300年,并且在公元前1200~1100开始出现铜制品,青铜时代开始。

  同时,2016年年底还在金砂山墓地北坡抢救性发掘了一座汉代土坑墓。出土了“郭张儿印”等重要文物。

  2018-2019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

  (河泊所村东地点)

  2018年至2019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村东约200米的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揭露出河道3条、田块11块、道路(田埂)16条、沟63条、灰坑179座、房屋8座、墓葬7座、瓮棺近200座。出土较多铜镞、铁块、铁钉、陶弹丸、纺轮,以及少量骨锥、玉环、磨石等。另外,此次发掘还出土了“滇国相印”封泥等重要文物。通过出土器物分析和碳十四年代测定,该地点的堆积年代一直从商周延续至汉代。

  2019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

  (陶家滩及金砂村西北地点)

  2019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村西南约600米的陶家滩地点和河泊所村东南1.3公里的金砂村西北地点进行了发掘,面积600余平方米,目的是为了探明勘探所发现的沙性带状遗迹的性质。

  2020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

  (下西河村西地点)

  202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村东约350米下西河村西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揭露出明清、汉及早期的文化堆积,发现了不同时期的房址、灰坑、水井、墓葬、沟、田块、河道、活动面、硬面、灰烬面、垫土等遗迹304个。出土铜盆、铜刀、铁刀、铁环、纺轮、弹丸、石斧、石锛、玛瑙扣、玉珏、骨镞、骨针等文化遗物320余件。

  《史记》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武帝赐滇王金印。2019年“滇国相印”封泥出土与“滇王之印”相互印证不仅弥补了古代文献关于古滇国史迹记载的缺失,还从实物资料上进一步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表明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起一套行政管理体系。

  河泊所遗址的意义

  构建起滇池盆地完整的青铜文化及年代序列

  河泊所遗址植物遗存碳十四年代测定表明,该遗址从公元前1300年的商代晚期一直延续至汉代;通过金属制品的科学研究,将该区域青铜年代开始的时间确定在公元前1200-1100年,比以往认识的青铜时代开始的时间提早了500多年;结合测年数据、地层序列和出土遗物的特征,可对滇池盆地的文化面貌及变迁过程形成系统的认识。

  通过新的几个地点的发掘,如金砂山墓地、海宝山墓地等,可以将早于滇文化时期的青铜文化区分出来;滇文化晚期至汉代遗存的发现弥补了益州郡时期聚落遗址缺失的空白。至此,滇池盆地青铜时代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得以确定,即包括三个阶段:青铜时代早期(早于滇文化的青铜文化遗存)——青铜时代中期(典型的滇文化遗存)——青铜时代晚期(汉文化进入之后的文化遗存)。

  初步确认了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

  2021年至2022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发现的封泥、简牍、建筑遗存及道路等证据表明,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附近很可能就是当时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治所。

  西汉武帝在全国设十三个刺史部,四川地区为益州部,并先后分置蜀郡、犍为郡、巴西郡、巴东郡、益州郡等,位于今四川、贵州、云南及陕西汉中盆地。其中益州郡设于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下辖24县。封泥作为信件的封缄,代表着此区域信件文书往来的对象,河泊所遗址本年度发掘区域出土官印封泥涉及的行政区划,既包括益州郡二十四县之中的“滇池”“建伶”等县,又有周边郡级行政单位“楗为”“越巂”等,表明是一个主要的郡级行政中心,很可能是益州郡郡治。此外,直接的官方文书的发现证实了西汉时期开始对西南边疆的有效治理。“长乐未央”瓦当、涂朱瓦当以及花纹砖、铺地砖的发现表明,该区域存在着较高规格的建筑。

  实证河泊所遗址群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云贵高原的关键节点

  关于云南高原地区战国秦汉时期文化和社会发展状态,以往的认识仅来自司马迁《史记》的寥寥数语。2019年“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与“滇王之印”相互印证,不仅从实物资料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实了“西汉置郡”等历史史实。

  此外,在石寨山大遗址的中心及周边区域,通过河泊所台地水系型遗址、石寨山滇王墓地、古城村贝丘遗址,以及此次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地点益州郡汉式遗存的系列考古发现,厘清了滇中区域从商周至秦汉的考古学文化连续演变过程,实证石寨山大遗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云贵高原的关键节点,同时为置郡之下边疆的治理及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北京大学孙华教授说:“河泊所遗址与近旁的石寨山墓地可能具有滇国国都和滇王墓地的对应关系,周围环绕的将军山、金砂山、梁王山等则是都城和王墓的外围墓地和地理边界,它们构成更大的遗址组合空间。以河泊所遗址考古为核心、周边墓地考古为区域,持续开展区域考古,可以推进滇文化考古和西南夷考古的深入。”

  2022年10月17日至19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带队赴云南省调研时参观考察了河泊所遗址,提出要推动文物“活”起来,科学解读考古成果价值,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紧抓落实,下一步将持续推动河泊所遗址的发掘、保护及研究展示,以期取得更大的突破。

  发掘、保护、研究一体规划

  1.重点对两处已暴露简牍出土地点进行扩大发掘。

  目前明确的简牍出土地点有两处。一处是小学内部发掘区(南部发掘区)H18,另外一处是小学北侧发掘区(北部发掘区)东北角的河道内。为推进简牍的保护、研究工作,需要重点对两个区域进行发掘。

  2.寻找与郡治相关的线索,探索汉代益州郡的城市建设和功能区布局。

  目前发掘区发现的建筑、道路、封泥集中出土地点和简牍集中出土地点,表明初步具备了城市或官署建筑群中的部分功能区划分。上蒜一小附近很可能就是当时益州郡的郡治所在,但在2021年至2022年的发掘区目前暂时没有找到比较明确的官署建筑遗存和相关的城墙遗迹。为进一步确认益州郡的范围及布局,今后工作需要扩大河泊所遗址片区的勘探范围,采取更详细的勘探方式对附近区域进行勘探。

  3.着力推进简牍、封泥等重要文物的整理、保护和研究。

  封泥为陶质文物,保存相对容易。但是部分出土封泥在埋藏时接触火的火候不高,陶质疏松易烂,对于这些保存状况不佳的封泥,印面文字的获取存在一定困难,要制定相应的方案进行保护和研究。

  简牍为浸水的木质材料,保存不当会滋生霉菌,木质物腐坏相应的字迹也会消失。因此,前期的保存和保护工作尤为重要。目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与荆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达成合作,简牍的清理、保存正在进行规范化流程处理。目前在建的石寨山遗址工作站内也规划了简牍中心,建成后将用于河泊所出土简牍的清理、保护和研究。

  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

  作为一个大遗址项目,河泊所遗址连同石寨山墓地相关工作已开展近9年,目前发掘遗址点近10处,累计发掘面积达7000多平方米,出土遗物众多,其中包含很多价值较高的重要文物。为做好遗址及出土文物的保护、研究和活化利用,国家文物局于2022年12月批准了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的立项。

  规划建设的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包括石寨山古墓群保护性基础设施、石寨山大遗址标本库房、博物馆及遗址展示项目,目前云南省国土资源部门已将遗址公园内用于项目建设的48.25公顷(723.75亩)土地从基本农田中调出,以保障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实际上,石寨山古墓群保护性基础设施已于2022年7月5日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建设。项目从11月3日开始实施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工程的建设工作,后续将启动装修事宜。石寨山古墓群保护性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将形成集文物保管、考古研究、展示利用为一体的综合文物考古空间。

  同时,针对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的最新保护规划业已开展,规划由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规划以“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为指导,目标在于贯彻落实国家对考古工作的最新要求以及国家大遗址保护标准,以建设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突破口,将石寨山古墓群与河泊所遗址打造成西南地区大遗址展示利用示范基地。同时,将石寨山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融入昆明晋宁区城乡建设和生态保护基本格局,实现文物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公众考古

  2022年以来,河泊所遗址积极开放公众参观和参与渠道,开展了面向非专业民众的公众考古活动。同时,也积极接纳国内各文物考古机构专业人员的参观指导。在面对非专业民众的公众考古方面,承办了两场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的“南南考古”活动,承接了云南省政府相关单位、晋宁区人民政府相关单位、上蒜镇“万民党员进党校”学习班成员、云南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参观学习。奠定了“从领导干部到基层民众”“从中老年到青少年”的公众考古基础。(执笔:蒋志龙 杨薇 谢霍敏)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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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泊所遗址——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西南缩影

发布时间:2023-01-18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高原地区,自古就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而滇中湖区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人类的稳定聚居;至青铜时代发展出高度文明的“石寨山文化”;汉武帝时期,这里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在此过程中各民族不断融合,使得这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前沿地带。

  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滇池东南岸的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遗址总面积达12平方千米,核心区面积3平方千米。2008年至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对滇池东南岸地区进行了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明确其年代归属为青铜时代,并确认了河泊所遗址作为石寨山文化核心居址的重要性。2014年开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遗址片区集中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和勘探工作。为配合勘探,相关的发掘工作随之开展。截至目前,河泊所遗址片区共进行了10个地点的正式发掘,发掘面积累计约7000平方米。

  河泊所遗址发现的早于滇文化、滇文化时期及西汉时期的大批重要遗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西南缩影,为推进区域文化研究及遗址保护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4-2022年发掘地点

  “河泊所遗址是云南高原已经发现的规模最大、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丰富的从史前时代至秦汉时代的遗址,考古工作已经揭示该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首先,河泊所遗址堆积丰厚,延续时间很长,主要遗存可以划分为连续的三个大的时期,其时代从商代直至汉代,这为建立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编年标尺奠定了基础。其次,河泊所遗址范围广大,考古揭示的遗迹和遗物极为重要,新出‘滇国相印’等封泥和公署文件的简牍,与早先出土的‘滇王之印’相互印证,证实了这里是战国至汉代滇国的国都所在,这为研究云南考古和云南地方史提供了可靠地理坐标和重要的历史信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孙华表示。

  新发现 实证西汉政府对云南地区的统治

  2022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发布称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考古新发现为寻找西汉郡治提供了重要线索。此次新发现主要为2021年至2022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上蒜一小附近布方发掘所获得的资料。

2021-2022年发掘布方示意图

  2021年在上蒜一小北侧布设10×10米探方23个进行发掘,在发掘区北部的河道发现封泥;2022年接着在东北部布设3个10×5米及1个10×10米的探方进行发掘,并对上蒜一小内食堂改建空出的空地进行发掘。两个年度发掘地点的文化层堆积厚度1.9~4.1米,文化层之上覆盖着厚度1.5米左右的晚期洪积层。包含西汉至明清时期的堆积,发现不同时期的灰坑、房址、墓葬、水井、灰烬、道路、河道、田埂、田块等遗迹600余个。

  明清时期的遗存较少,仅发现一些田块、田埂及灰坑。汉代堆积最厚,遗存也较为丰富。遗迹有灰坑、沟、建筑基址、水井、墓葬、道路、河道等。汉代的堆积中出土大量的陶片、瓦当、砖块、红烧土块及动物骨骼等。包括铜器、铁器、骨器、玉器、石器、穿孔蚌器及贝币等在内的小件遗物共计2000余件。其中,铜钱的钱文有“五铢”“大泉五十”等,表明堆积的年代属西汉至东汉时期。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部分小件器物

(骨雕饰品、铜镜残片、五铢钱、煤精饰品、铜簪、玉珏残片)

  此次发掘的主要发现是封泥、简牍、道路及疑似建筑的遗迹及相关遗存。

  封泥

  发掘中共发现837枚,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官印封泥,包括“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涵盖了益州郡24县当中的20个地名。其次为私印封泥,如“宋虞之印”“君冯私印”“王福信印”等,这些封泥与官印封泥同出,表明这些私印的主人身份较为特殊,可能是当时的各级官员姓名。另有少量道教封泥及无字封泥。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部分封泥

  封泥大部分发现于上蒜一小北侧发掘区北部河道的废弃填土堆积当中。河道废弃堆积中夹杂灰烬堆,封泥便集中出土于其中。灰烬堆为炭层及红烧土层交错分布的原生堆积,推测为文书、封泥集中销毁的场所。

上蒜一小北侧发掘区河道范围航拍图

  简牍

  简牍集中出土于上蒜一小内布设的探方(TN60E89)。探方东北角有一灰坑(编号H18),灰坑初步分5层,从第一层开始就出土简牍。目前灰坑仅揭露了四分之一,其余分布叠压于探方的北壁和东壁之下。灰坑内还出土了大量的陶片、骨骼、木屑等。

  目前已清理的部分发现带字木牍残片约1066枚,不带字8812枚。另出土有封泥匣和疑似蘸水笔等遗物。目前已辨认出的文字包括“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是反映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的文书。

  此外,上蒜一小北部发掘区河道内部分遗迹和地层堆积中也发现了零星的木牍残片,其中带字木牍共179枚,不带字613枚。该区域出土简牍的部分堆积尚未完全清理。

  从2022年8月份简牍出土之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时间与荆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取得联系,并就简牍的清理、保护达成合作。目前所清理出来的简牍也得到了妥善保管,为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上蒜一小出土简牍

  疑似建筑遗迹及相关建筑遗存

  在发掘区南北两侧各发现了一处方形的建筑基槽。以南侧的基槽为例,东西长约30米,发掘部分南北宽约15米,已揭露区域面积约450平方米。该建筑基址的基槽底部有顺着沟底延伸的红烧土烧结面,不似二次堆积,推测可能是人为烧制,起到加固地基的作用。此外,在建筑基址的南面有集中分布的瓦砾及砖块,可能是房屋坍塌之后的遗留。北面有一层碎螺壳堆积,厚约3厘米,厚度均匀,表面干净平坦,应是人为铺垫形成的一个活动面。因两者分布范围较一致,推测活动面可能为建筑的附属设施。

  发掘区的北面也有一条带转角的基槽,其周围也有集中分布的条带状瓦砾堆积,但是由于发掘面积有限,仅揭露了少部分,具体形制不明。

发掘区南部揭露的疑似的大型建筑基址

  除了上述两处疑似的建筑遗迹之外,该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瓦砾、砖块、瓦当等。其中,瓦砾包括筒瓦和板瓦,可占到遗址总出土陶片总量的80%以上。瓦片正面均为绳纹,背面有绳纹或布纹,从部分完整者来看,无论是筒瓦还是板瓦的尺寸均较大,最大者长度可达50厘米,重可达4公斤。由此推测,相对应的建筑体量应该很大。

  另外出土较多瓦当及砖。瓦当均为圆形,带边廓,当面饰云纹或文字,部分当面有涂朱现象。其中一件为“乐”字瓦当,残存约1/4当面,上书“乐”字,可能是“长乐未央”瓦当。砖多呈长方形及正方形,正面或侧面饰菱格纹或文字。

河泊所遗址出土汉砖

河泊所遗址出土瓦当

  道路

  道路位于小学北侧发掘区的中部,呈东西走向,路面由大小不等的绳纹瓦片、碎螺壳及小石子铺设而成。路面总体宽约12米,南北两侧均被晚期的沟打破,残存的中间主体部分宽4~5米。主体部分分层明显,为多次铺垫形成。道路尚未全部发掘,仅揭露出路面,路面出土有铜拴、泡钉、盖弓帽、铜箭镞等车马器及兵器。

道路航拍图

  云南边疆地区是我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区域,但关于早期阶段的历史,文献记载并不多。仅有《史记·西南夷列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以及《华阳国志》等少量文献的记载。记载中关于“赐滇王王印”“设置益州郡”等重要历史史实的记载只有只字片语。而对于这些历史史实之后,西汉政府是如何对该区域经营管理几乎未曾涉及。河泊所简牍和封泥等文书资料的发现,对认识西汉政府对边疆云南地区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12月2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2022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河泊所遗址位列第四,报道中称河泊所遗址体现了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数次发掘 使遗址性质进一步明晰

  河泊所遗址从2014年开始系统的勘探及发掘,数次发掘奠定了重要基础,使我们对河泊所遗址的年代、布局、文化堆积性质的认识进一步明晰。

  2014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

  (河泊所村东南地点)

  2014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美国芝加哥大学在河泊所村东南约200米的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0平方米,后因出水和探方坍塌,仅发掘了25平方米。发掘确认了河泊所遗址的部分堆积情况,并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明确了河泊所遗址的年代序列是从商周时期一直延续到汉代,晚期甚至包含了明清时期的堆积。

  2015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

  (金砂山墓地)

  2015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砂山墓地进行了发掘,发掘区域位于金砂山山顶,同时还清理了金砂山南坡的一座被盗掘的砖室墓。此次发掘申报面积500平方米,实际发掘面积492平方米。发掘出青铜时代早期的土坑竖穴墓38座,并初步判断这批墓葬和传统上所认识的滇文化墓葬存在差异,可能是一批新的遗存,属于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砖室墓的年代从结构和出土器物推断,年代为东汉早中期。

  2016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

  (上西河村东地点)

  2016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距离河泊所核心区1.2公里的上西河村东晒场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了河道2处、灰坑51个、道路1条、墓葬4座、房址3座、沟19条。出土了陶纺轮、弹丸、铜镞、骨簪、石刀、石斧等器物,另外还出土了大量的砖、瓦等汉式器物。初步判断该区域为以汉文化遗存为主要堆积的区域。

  2016~2017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

  (西王庙地点)

  2016年至2017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村东南、下西河村西的西王庙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发掘出从青铜时代早期至汉代的房屋40座、灰坑470个、沟62条、墓葬3座,水井14座。其中,房屋基址属于青铜时代至滇文化时期,水井和墓葬主要属于汉代,其他遗迹各时期均有分布。出土铜斧、铜箭镞等铜器,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骨器等。通过系统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确定该遗址早期堆积的年代为公元前1300年,并且在公元前1200~1100开始出现铜制品,青铜时代开始。

  同时,2016年年底还在金砂山墓地北坡抢救性发掘了一座汉代土坑墓。出土了“郭张儿印”等重要文物。

  2018-2019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

  (河泊所村东地点)

  2018年至2019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村东约200米的地点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揭露出河道3条、田块11块、道路(田埂)16条、沟63条、灰坑179座、房屋8座、墓葬7座、瓮棺近200座。出土较多铜镞、铁块、铁钉、陶弹丸、纺轮,以及少量骨锥、玉环、磨石等。另外,此次发掘还出土了“滇国相印”封泥等重要文物。通过出土器物分析和碳十四年代测定,该地点的堆积年代一直从商周延续至汉代。

  2019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

  (陶家滩及金砂村西北地点)

  2019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村西南约600米的陶家滩地点和河泊所村东南1.3公里的金砂村西北地点进行了发掘,面积600余平方米,目的是为了探明勘探所发现的沙性带状遗迹的性质。

  2020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区

  (下西河村西地点)

  202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村东约350米下西河村西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揭露出明清、汉及早期的文化堆积,发现了不同时期的房址、灰坑、水井、墓葬、沟、田块、河道、活动面、硬面、灰烬面、垫土等遗迹304个。出土铜盆、铜刀、铁刀、铁环、纺轮、弹丸、石斧、石锛、玛瑙扣、玉珏、骨镞、骨针等文化遗物320余件。

  《史记》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武帝赐滇王金印。2019年“滇国相印”封泥出土与“滇王之印”相互印证不仅弥补了古代文献关于古滇国史迹记载的缺失,还从实物资料上进一步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表明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起一套行政管理体系。

  河泊所遗址的意义

  构建起滇池盆地完整的青铜文化及年代序列

  河泊所遗址植物遗存碳十四年代测定表明,该遗址从公元前1300年的商代晚期一直延续至汉代;通过金属制品的科学研究,将该区域青铜年代开始的时间确定在公元前1200-1100年,比以往认识的青铜时代开始的时间提早了500多年;结合测年数据、地层序列和出土遗物的特征,可对滇池盆地的文化面貌及变迁过程形成系统的认识。

  通过新的几个地点的发掘,如金砂山墓地、海宝山墓地等,可以将早于滇文化时期的青铜文化区分出来;滇文化晚期至汉代遗存的发现弥补了益州郡时期聚落遗址缺失的空白。至此,滇池盆地青铜时代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得以确定,即包括三个阶段:青铜时代早期(早于滇文化的青铜文化遗存)——青铜时代中期(典型的滇文化遗存)——青铜时代晚期(汉文化进入之后的文化遗存)。

  初步确认了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

  2021年至2022年河泊所遗址发掘发现的封泥、简牍、建筑遗存及道路等证据表明,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附近很可能就是当时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治所。

  西汉武帝在全国设十三个刺史部,四川地区为益州部,并先后分置蜀郡、犍为郡、巴西郡、巴东郡、益州郡等,位于今四川、贵州、云南及陕西汉中盆地。其中益州郡设于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下辖24县。封泥作为信件的封缄,代表着此区域信件文书往来的对象,河泊所遗址本年度发掘区域出土官印封泥涉及的行政区划,既包括益州郡二十四县之中的“滇池”“建伶”等县,又有周边郡级行政单位“楗为”“越巂”等,表明是一个主要的郡级行政中心,很可能是益州郡郡治。此外,直接的官方文书的发现证实了西汉时期开始对西南边疆的有效治理。“长乐未央”瓦当、涂朱瓦当以及花纹砖、铺地砖的发现表明,该区域存在着较高规格的建筑。

  实证河泊所遗址群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云贵高原的关键节点

  关于云南高原地区战国秦汉时期文化和社会发展状态,以往的认识仅来自司马迁《史记》的寥寥数语。2019年“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与“滇王之印”相互印证,不仅从实物资料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实了“西汉置郡”等历史史实。

  此外,在石寨山大遗址的中心及周边区域,通过河泊所台地水系型遗址、石寨山滇王墓地、古城村贝丘遗址,以及此次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地点益州郡汉式遗存的系列考古发现,厘清了滇中区域从商周至秦汉的考古学文化连续演变过程,实证石寨山大遗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云贵高原的关键节点,同时为置郡之下边疆的治理及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北京大学孙华教授说:“河泊所遗址与近旁的石寨山墓地可能具有滇国国都和滇王墓地的对应关系,周围环绕的将军山、金砂山、梁王山等则是都城和王墓的外围墓地和地理边界,它们构成更大的遗址组合空间。以河泊所遗址考古为核心、周边墓地考古为区域,持续开展区域考古,可以推进滇文化考古和西南夷考古的深入。”

  2022年10月17日至19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带队赴云南省调研时参观考察了河泊所遗址,提出要推动文物“活”起来,科学解读考古成果价值,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紧抓落实,下一步将持续推动河泊所遗址的发掘、保护及研究展示,以期取得更大的突破。

  发掘、保护、研究一体规划

  1.重点对两处已暴露简牍出土地点进行扩大发掘。

  目前明确的简牍出土地点有两处。一处是小学内部发掘区(南部发掘区)H18,另外一处是小学北侧发掘区(北部发掘区)东北角的河道内。为推进简牍的保护、研究工作,需要重点对两个区域进行发掘。

  2.寻找与郡治相关的线索,探索汉代益州郡的城市建设和功能区布局。

  目前发掘区发现的建筑、道路、封泥集中出土地点和简牍集中出土地点,表明初步具备了城市或官署建筑群中的部分功能区划分。上蒜一小附近很可能就是当时益州郡的郡治所在,但在2021年至2022年的发掘区目前暂时没有找到比较明确的官署建筑遗存和相关的城墙遗迹。为进一步确认益州郡的范围及布局,今后工作需要扩大河泊所遗址片区的勘探范围,采取更详细的勘探方式对附近区域进行勘探。

  3.着力推进简牍、封泥等重要文物的整理、保护和研究。

  封泥为陶质文物,保存相对容易。但是部分出土封泥在埋藏时接触火的火候不高,陶质疏松易烂,对于这些保存状况不佳的封泥,印面文字的获取存在一定困难,要制定相应的方案进行保护和研究。

  简牍为浸水的木质材料,保存不当会滋生霉菌,木质物腐坏相应的字迹也会消失。因此,前期的保存和保护工作尤为重要。目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与荆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达成合作,简牍的清理、保存正在进行规范化流程处理。目前在建的石寨山遗址工作站内也规划了简牍中心,建成后将用于河泊所出土简牍的清理、保护和研究。

  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

  作为一个大遗址项目,河泊所遗址连同石寨山墓地相关工作已开展近9年,目前发掘遗址点近10处,累计发掘面积达7000多平方米,出土遗物众多,其中包含很多价值较高的重要文物。为做好遗址及出土文物的保护、研究和活化利用,国家文物局于2022年12月批准了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的立项。

  规划建设的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包括石寨山古墓群保护性基础设施、石寨山大遗址标本库房、博物馆及遗址展示项目,目前云南省国土资源部门已将遗址公园内用于项目建设的48.25公顷(723.75亩)土地从基本农田中调出,以保障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实际上,石寨山古墓群保护性基础设施已于2022年7月5日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建设。项目从11月3日开始实施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工程的建设工作,后续将启动装修事宜。石寨山古墓群保护性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将形成集文物保管、考古研究、展示利用为一体的综合文物考古空间。

  同时,针对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的最新保护规划业已开展,规划由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规划以“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为指导,目标在于贯彻落实国家对考古工作的最新要求以及国家大遗址保护标准,以建设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突破口,将石寨山古墓群与河泊所遗址打造成西南地区大遗址展示利用示范基地。同时,将石寨山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融入昆明晋宁区城乡建设和生态保护基本格局,实现文物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公众考古

  2022年以来,河泊所遗址积极开放公众参观和参与渠道,开展了面向非专业民众的公众考古活动。同时,也积极接纳国内各文物考古机构专业人员的参观指导。在面对非专业民众的公众考古方面,承办了两场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的“南南考古”活动,承接了云南省政府相关单位、晋宁区人民政府相关单位、上蒜镇“万民党员进党校”学习班成员、云南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的参观学习。奠定了“从领导干部到基层民众”“从中老年到青少年”的公众考古基础。(执笔:蒋志龙 杨薇 谢霍敏)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

作者:云南省考古研究所

文章出处:“文博中国”公众号